大学问·文明与革命：中国道路的内生性逻辑（李怀印、张志强、吴重庆、臧峰宇、章永乐联合推荐，助力深刻领会“两个结合”，阐述中华文明主体性） 下载 极速 rtf epub 在线 word txt pdf

本书主要是围绕中华文明、中国革命与中国道路问题的思考，将文明、革命与道路三个关键词有机结合，以中国为中心，以中国为方法，深刻阐述中国革命与道路能够成功的关键，就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即“两个结合”。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文明成为现代的，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

在中国近代以来独特的社会政治语境中，文明、革命与道路有—种内生性的逻辑关系，只有立足波澜壮阔的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才能真正读懂中国，真正理解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文明内涵与独特优势。

目录　

绪　论　文明、革命与道路的内生性逻辑

一、中华文明的革命传统

二、中国革命的文明自觉

三、中国道路的文明底蕴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早期会通的思想史考察

一、近代中国语境下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

二、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会通的“格义”之法

三、“格义”之法的思想史意义

第二章　“六经皆史”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引言：一脉相承的经史问题意识

一、“六经皆史”：章学诚的经史观

二、思想之榫卯：从章太炎到范文澜的经史观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的“经史观”

四、尊经重史：经史观之方法论启示

余论：道事之间—经史关系中的历史与信仰

第三章　中国语境的社会主义启蒙叙事

引言：中国语境下的启蒙叙事

一、救亡产生启蒙—“启救亡之蒙”

二、新文化启蒙运动—分道扬镳的价值抉择

三、社会主义启蒙叙事—大众的觉醒与解放

结语：中国梦语境下的社会主义新启蒙叙事

第四章　重审现代政治思想史中的梁漱溟

一、两难困境: 独立于政权之理想与依附于政权之现实

二、政治改革之前提：构建中国式新政治习惯

三、市民社会：新社会组织构造之基础

结语：中华文化因社会主义而复兴

第五章　中国道路的方法论

一、战前的自信：以中国为中心、以中国为方法

二、清末的觉醒：以中国为中心、以西方为方法

三、民初的西化：以西方为中心、以西方为方法

四、延安的探索：以中国为中心、以中国为方法

五、新时代的重塑：以中国为中心、以中国为方法

后　记

    张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博士，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部教授，硕士生导师。在《文史哲》《开放时代》等刊物发表论文多篇，其中多篇论文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社会科学文摘》等转载。著有《社会与国家——梁漱溟的政治哲学》（人民出版社）等，独立主持国家社科基金等多项研究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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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最近几年比较关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主要是从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研究视角进入，中国革命和中国道路自然就是其中需要思考的重要问题。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够“柳岸花明又一村”，中国道路之所以能够“踏平坎坷成大道”，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从欧洲形式变为中国形式”，其中之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即“两个结合”，赋予中国道路以革命之现实性和文明之主体性。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革命、所开辟的中国道路，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走出来的，也是从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史中走出来的，与中国文化密不可分，中华文明就是其内在的基因密码。这即决定了不能把中国视为西方现代化理论视野中的近现代民族国家，而只有立足波澜壮阔的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才能真正读懂中国，才能真正理解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文明内涵与独特优势。在中国近代以来独特的社会政治语境中，文明与革命、道路有一种内生性的逻辑关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其深刻的内在道理。

本书内容主要就是围绕文明、革命与道路问题的思考，主要是从早期思想格义、经史关系、社会主义启蒙叙事、梁漱溟的中国道路探索，以及中国道路的方法论等方面系统展开。其中部分章节已公开发表在《开放时代》《文史哲》等刊物上。刊发时文章的篇幅都较长，如《“六经皆史”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史观及其方法论启示》就有4万字之多，《中国语境的社会主义启蒙叙事》亦有3万余字，在版面如此紧张的年代，这些在学术界有重要思想引领力的刊物能拿出如此众多版面刊发拙文，实属是对一位初出茅庐的青年学者的提携眷顾，这是我时常感念于心的。在书稿相关章节写作过程中，亦得到众多前辈师友的悉心指教提携，这亦是学术之路上的幸运。同时，也要感谢学校和文史部提供了一个让人安心读书思考写作的办公环境，顿觉是对青年教师的特殊关照。最后，衷心感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社科分社刘隆进社长和责任编辑梁嗣辰先生为本书出版所付出的辛勤工作。

一切的感谢，都发自肺腑。唯有常怀一颗向上向善的初心，在学术之路上继续砥砺前行，以此回报师友的眷顾与提携。

二○二三年七月十二日

浙江嘉兴南湖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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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卖点

李怀印、张志强、吴重庆、臧峰宇、章永乐等学者联合推荐。

助力深刻领会“两个结合”，阐述中国道路的革命现实性和文明主体性。作者以丰富的引证和严密的逻辑推理，论述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内在的融通契合，助力读者深刻领会“两个结合”。

将文明、革命、道路三个词有机结合，深刻阐述中国革命与道路能够成功的关键。从历史中提炼中华文明的革命传统，从现实中总结中国革命的文明自觉，从中国道路中体悟中华文明的深刻底蕴。

主旨在于以中国为中心，以中国为方法。用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富有生命力的优秀因子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将中华民族的伟大文明精神更深层次地注入马克思主义，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文明成为现代的，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

立论深刻，剖析细密，见解独到，引证丰富。本书注重逻辑推理，做到言必有据。各以一章的篇幅，分别用范文澜、梁漱溟两位国学大师的实例，论述马克思主义经史关系及中国道路的探索。史论结合，旁征博引，理论联系历史、联系实际。

编辑推荐

    本书从历史中提炼中华文明的革命传统，从现实中总结中国革命的文明自觉，从中国道路中体悟中华文明的深刻底蕴。将文明、革命与道路三个关键词有机结合，深刻阐述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够“柳岸花明又一村”，中国道路之所以能够“踏平坎坷成大道”，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从欧洲形式变为中国形式”的内在原因，其关键在于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即“两个结合”，赋予中国道路以革命之现实性和文明之主体性。

书摘插图

第五章  中国道路的方法论（节选）

四、延安的探索：以中国为中心、以中国为方法

《毛泽东选集》卷尾对近代以来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历史进程作了深刻总结：“从一八四○年的鸦片战争到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的前夜，共计七十多年中，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抗御帝国主义。旧的顽固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打了败仗了，抵不住，宣告破产了。不得已，中国人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组织过政党，举行过革命，以为可以外御列强，内建民国。但是这些东西也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软弱得很，又是抵不住，败下阵来，宣告破产了。”近代以来先进的中国人接续不断向西方求索真理，的确找来了好多方案，就连最先进的资产阶级共和制度也请来了，奈何却并没有改变中国人民受奴役被压迫的悲惨命运。直到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马克思列宁主义才第一次掷地有声地为中国人所了解，从此以后，中国改换了方向。

早年毛泽东以中国为中心，以俄国为方法。青年时期，毛泽东虽是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坚定支持者和组织者，但在送走挚友后，自己却坚定地选择留在中国，并曾作了这样解释：“我觉得我们要有人到外国去，看些新东西，学些新道理，研究些有用的学问，拿回来改造我们的国家。同时也要有人留在本国，研究本国问题。我觉得关于自己的国家，我所知道的还太少，假使我把时间花费在本国，则对本国更为有利。”对于当时中国学生普遍文化自卑，急于留学救国的思潮，毛泽东并不以为然，在给同学周世钊信中曾从世界文明史的高度看待中国问题，展现了其深谋远虑：“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个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吾人似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这层功夫，如果留在出洋回来的时候做，因人事及生活的关系，恐怕有些困难。不如在现在做了，一来无方才所说的困难；二来又可携带些经验到西洋去，考察时可以借资比较。”在毛泽东看来，即使要留洋，救国亦必须以中国为中心，应扎实地深入了解国情，做好中国大地的调查研究，由此日后才能进行中西比较而找到救国良方。青年毛泽东受苏俄十月革命影响较大，在给挚友信中表达了急切寻找新道路的期待：“几个月来，已看透了。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他逐渐发现，这另辟之道路即是苏俄阶级革命之新路，1921年1月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的发言中，他指出当今世界解决社会问题，其方法有如下五种：第一，社会政策；第二，社会民主主义；第三，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列宁的主义）；第四，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罗素的主义）；第五，无政府主义。对此，他极不赞同改良方法，而是主张效法苏俄大规模革命：“至于方法，启民主用俄式，我极赞成。因俄式系诸路皆走不通了新发明的一条路，只此方法较之别的改造方法所含可能的性质为多。……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的确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十月革命作了榜样，走俄国人的路，亦是属于时代的必然选择。即便以俄国革命为方法，走俄国人的路，青年毛泽东的问题意识仍是以中国为中心。

毛泽东力图突破以苏联为方法的“内容＋形式”的理论框架，重构以中国为中心，以中国为方法。在历经革命战争洗礼，备受教条主义者打击，经伟大长征初到西北小城延安后，毛泽东逐渐成竹在胸，开始系统思考中国道路的方法论问题。特别是针对留苏教条主义者的以苏联为中心，以苏联为方法的“全盘苏化论”，毛泽东首先表明中国革命必须以中国为中心。对当时流行的一种观点即共产国际负责指导中国问题的同志比中国人更懂得中国的这一谬论，毛泽东给予了有力回击：“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整个地说来，是由中国人认识的，不是在共产国际管中国问题的同志们认识的。共产国际的这些同志就不了解或者说不很了解中国社会，中国民族，中国革命。对于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我们自己在很长时间内都认识不清楚，何况外国同志呢？”对于中国问题之把握与革命实践之认识，毛泽东始终坚持中国人自身的主体性，“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经过长期革命斗争的毛泽东，对此深信不疑。“马克思活着的时候，不能将后来出现的所有的问题都看到，也就不能在那时把所有的这些问题都加以解决。俄国的问题只能由列宁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由中国人解决。”延安整风时期，他对那种罔顾中国问题，言必称希腊之留声机现象深恶痛绝。“我们研究中国就要拿中国做中心，要坐在中国的身上研究世界的东西。我们有些同志有一个毛病，就是一切以外国为中心，作留声机，机械地生吞活剥地把外国的东西搬到中国来，不研究中国的特点。不研究中国的特点，而去搬外国的东西，就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由此，毛泽东认为应该把以中国问题为中心作为党的重大原则确立下来，成为全党遵循方针。“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其实大家耳熟能详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就是毛泽东建构以中国为中心的鲜明表达。毛泽东就是运用这样的方法，通过持之以恒的艰苦的革命斗争实践，创造了一系列（包括农村包围城市、武装斗争、统一战线等在内）以新民主主义理论为总纲的中国理论。面对抗日战争急需培养民族意识广泛组织动员民众的迫切形势，以中国为中心的历史观亦得到当时学术界许多知识分子的支持，杜赞奇即指出：“值得注意的是，当民族国家遭受外部竞争者或者入侵者的威胁之时，关于过去的种种才会被重新提出，以适应学习和传播的需要。在抗日战争时期，当共产党与国民党形成联合统一战线，需要团结大量民众为民族事业而奋斗之时，似乎更倾向从内部看社会本身。一批五四运动中十分激进的知识分子，如何炳松和冯友兰，转而倾向以中国为中心的历史观，而马克思主义在史学领域中变得越来越有影响力。这也是中共试图从民俗和大众文化中寻根的时期。”

以中国为中心，毛泽东坚定不移，但以中国为方法，毛泽东的探索实属不易。我们党建党伊始，从理论到实践都深受苏联与共产国际影响，特别是列宁、斯大林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斗争理论的影响。斯大林对东方各国的民族解放曾明确提出如下要求：“我们是在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这完全是对的。但是无产阶级的文化，其内容是社会主义的，它在被卷入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人民中，依语言、风俗等等的不同，而采取了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和方法，这同样也是对的。内容，是无产阶级的；形式，是民族的—这就是社会主义所走向的全人类的文化。无产阶级的文化并不取消民族的文化，而是给它以内容。反之，民族的文化，也不取消无产阶级的文化，而是给它以形式。”1935年8月2日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报告中谈到民族文化时亦明确指出：“只有无产阶级革命才能使文化不致毁灭，并使其高度繁荣，成为真正的民族文化—形式是民族的，而内容是社会主义的。”延安时期，在系统思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毛泽东深受此理论影响，这突出表现在新民主主义理论中，“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根据中国新旧民主主义之具体国情，他只是把无产阶级的内容换成了新民主主义的内容。但亦并非局限于此，毛泽东对这种简单的内容 形式的两张皮式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仍觉得有些隔膜。新中国成立后收入《毛选》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有如下一段话：“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报告有两处主要改动，一是“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后本来还有一句，“有它的发展法则，有它的民族特点”。一是“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后还有一句，即“承继遗产，转过来就变为方法”。但新中国成立后编《毛泽东选集》时，可能考虑当时全面向苏联学习的现实形势要求，把此论断“理所当然”地删除了。但此处删除的原文至关重要，不能含糊放过，它反映了毛泽东一生的中国方法论问题。中华民族本身“有它的发展法则”，继承中国文化遗产“转过来就变为方法”，至为重要，它由此表明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传统并非仅仅是民族形式的问题，而是关涉民族自身的历史发展规律，本身即为社会主义内容之重要部分。毛泽东与英国记者斯坦因谈话时即言：“没有中华民族，就没有中国共产党。……中国历史遗留给我们的东西中有很多好东西，这是千真万确的。我们必须把这些遗产变成自己的东西。”在残酷的斗争实践中，他深知民族特点之于中国革命的伟大意义，“一个国家总有它的特点，不适合这个特点的东西就行不通。”虽然，从延安时期以来，直至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全面批判斯大林以前，毛泽东碍于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特别是忌惮于斯大林的权威，尽量不提“中国化”之类口号，甚至一度连毛泽东思想也不再提及。但毛泽东对这种简单用无产阶级内容 民族形式的两张皮式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始终不甚满意，力图在理论上有所突破。“能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教员，才算好教员，要多给津贴。”毛泽东一方面主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强调的主体是马克思之主义。与此同时，1941年9月10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我们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这段话值得高度重视，明确强调中国马克思主义化，强调的主体是中国，由此“两化”（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马克思主义化），方能把中国原理提升至内容之地位，超越内容＋形式的体用二分理论框架。特别是在1956年同音乐家协会负责人谈话时，毛泽东明确指出既要向古人学习、向外国人学习，又要同时反对保守主义、教条主义，两边的好东西都要学到、学好，要把两个半瓶醋变成两个一瓶醋。“这不是什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学’是指基本理论，这是中外一致的，不应该分中西。”其中之意甚明显，即与西方理论（甚至于马克思主义）一样，中国之“学”中亦包含毫不低于西方的基本理论，这是内容之一并非仅仅即民族形式而已，“说中国民族的东西没有规律，这是否定中国的东西，是不对的。……中国的东西有它自己的规律”。

胡乔木曾深刻指出：“中国文化在中国革命中发挥了很大作用。中国为什么能接受马克思主义？……中国历史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结合，有哪些特色？究竟在哪些问题上结合了？还要研究。”其实在《矛盾论》一文中，毛泽东已十分明确指出中国自身内部所具有的规律性问题：“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不只是开创了俄国历史的新纪元，而且开创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影响到世界各国内部的变化，同样地而且还特别深刻地影响到中国内部的变化，但是这种变化是通过了各国内部和中国内部自己的规律性而起的。”而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就明确指出民族性不是简单形式，而是包含着内容：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它同一切别的民族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相联合，建立互相吸收和互相发展的关系，共同形成世界的新文化”。中国文化作为内容，与其他民族的先进文化相互结合，最终共同形成世界新文化。并且他对民族特点与民族形式，已有过非常隐晦含蓄的区分：“中国共产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也是这样，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与民族特点（即民族发展规律）相结合，然后再经过民族形式应用于中国革命问题中。对此，冯契作了深刻阐释：“在这里有一点必须申明：所谓地域性的特色或民族风格，决不仅是形式方面的问题而已。普通讲到中国气派，常只提到民族形式。其实，形式与内容决不能分成两截，而风格正存在于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因此，民族性既是形式，又非仅仅是形式而已。它既体现于形式中，也反映于内容中。只有形式与内容同时得以彰显的民族性，才真正具有强大之生命力。其实，早在1924年叛变革命前作为共产主义者的陈公博在其哥伦比亚大学的硕士论文中就曾预言，中国革命虽深受苏联影响，但要想取得胜利必须承继民族历史传统，最终一定会走上属于自己的中国道路：“中国的共产主义虽然还年轻，但它已非常迅速地风靡全国。它是否走和俄国同样的道路，是有疑问的。正如E. A.罗斯所说，‘如果载着列宁和其他十八个布尔什维克的火车在穿过德国向俄国奔驰的道路上在一座桥上跌落，而且他们全都牺牲，俄国所发生的事情也会采取差不多同样的行动。’人类能够改善自己的环境，但他们不能完全逃避开环境加给他们生活的影响。所以不管中国的共产主义成就有多大，最后中国还是中国，就像俄国是俄国一样，而且共产主义在中国的胜利将采取与俄国不同的另一种形式，这就是我的看法。”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一直在努力探索如何突破这种“内容＋形式”以苏联为方法的道路，特别是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全面批判了斯大林后，更是对此更加自觉。“现在感谢赫鲁晓夫揭开了盖子，我们应该从各方面考虑如何按照中国的情况办事，不要再像过去那样迷信了。其实，我们过去也不是完全迷信，有自己的独创。现在更要努力找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对中国道路方法论的努力探索，这可谓毛泽东作为一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使命。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当然是马克思主义，但中国历史文化与当代中国社会的丰富实践本身即具有一种方法论意义，以此来丰富和发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媒体评论

《文明与革命》一书以其新颖的视角和敏锐的思辨，重新诠释了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变革的关系问题。作者透过对中国学术传统中的经史关系的分析，对五四以来启蒙叙事的梳理，以及对知识精英内心世界的洞察，令人信服地证明，20世纪中国的伟大变革植根于数千年来的文明底蕴，中国革命有其独特的文化基因和民族根性，中国的现代变革同时也是文明再造和文化复兴的过程。

——李怀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学博士，美国徳克萨斯大学奧斯汀分校历史系教授、东亚研究中心主任[2015—2021]）

文明与革命的问题，是一个关乎中华文明特性理解的大问题，也是一个关乎中国革命的文明史意义与文明动力的大问题。张城先生的著作《文明与革命》集中探讨了这一大问题，不仅是对习近平总书记“第二个结合”论述的学理性阐释，也是运用“第二个结合”的思想激活学术研究的典范，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学术意义。

——张志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革命与文明相互蕴藉，中国革命内生于中华文明，中华文明也在中国革命中获得新生。在此意义上，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文明传统的伟大继承者和创造者。这是张城《文明与革命》一书带给人的新认识。

——吴重庆（中山大学人文学部副主任、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开放时代》特约主编）

中国革命是中华文明实现现代重塑之前提，中华文明是中国革命植根之沃土。在近代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语境中，只有掌握“两个结合”的科学方法，深刻领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内在机理，不断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找源头活水，才能深刻理解文明、革命、道路的内在关联，才能更好把握中华文明发展规律，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张城的《文明与革命：中国道路的内生性逻辑》一书在这方面作了有意义的探索。

——臧峰宇（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院长、教授）

张城博士的《文明与革命：中国道路的内生性逻辑》直面既有研究文献之中“文明”与“革命”两个关键词之间的张力，以革命史与文明史相互观照，力证“中国革命是中华文明再造之前提，中华文明是中国革命成功之母体”，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一理论方向上作出了扎实的学术思想推进，其对于毛泽东思想的文明史内涵的探讨，尤见研究功力，发人深省。

——章永乐（北京大学国家法治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副院长）

前言

序　言

1944年7月14日，在延安访问的英国记者斯坦因向中共领袖提了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中国共产党是“中国至上”还是“共产党至上”？对此，毛泽东毫不隐讳地答道：“没有中华民族，就没有中国共产党。你还不如这样提问题，是先有孩子还是先有父母？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际问题。……我们像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一样，坚信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当人们问我们是‘共产党至上’还是‘中国至上’时，可能指的就是这一点。可是，我们信奉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思想方法，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忽视中国文化遗产。”记者的提问可谓别有用心，认为共产党员既然自称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那基于原则立场自然既不会重视本民族自身利益，更不会尊重文明固有原理，把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截然对立起来，似乎二者不可得兼。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当然是马克思主义，但共产党前面的“中国”二字却是其植根之母体，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是其力量之源。毛泽东的回答确是掷地有声，以父子关系之形象譬喻和实际先于理论之鲜明论断，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渊源与民族根性，深刻阐释了革命与文明的内生性逻辑关系。

中国共产党是近代以来历次中国革命斗争的忠实继承者和五四以来中国革命的坚强领导者，其血脉中流淌着鲜明的革命基因，革命党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的身份意识。中国革命虽然深受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但外因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中国革命的发生发展有其民族内部的历史脉动和规律性。正如中共中央决议所指出的那样：“革命不能输出，亦不能输入，而只能由每个民族内部的发展所引起。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从来所阐发的真理，中国共产党的实践，完全把这个真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诞生于中华民族危难之际，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连，共产党员是从中国社会土壤中生长起来，亦与民族文化传统血肉相连，伟大的中华文明滋养沁润着生于斯长于斯的每一位共产党员。1943年7月1日《解放日报》社论特别指出：“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顺天应人产生出来的。中国共产党的产生，既非‘外来的’，也不是几个人凭空制造出来的。它的所以发生，所以发展，所以没有人能把它取消得掉，那是因为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要求有这样一个政党。”中国共产党诞生于中华大地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政治的时也势也，顺天应人，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天命之“担道者”，是中华文明五千年悠久传统内生性演化之结晶，承继了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生俱来有着鲜明的中华文明特质。其领导之下的中国革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依托于中华大地与中国人民，是为彻底解决近代以来文明蒙尘、国家蒙辱、人民蒙难之中国问题而生。胡乔木晚年在总结党史研究基本问题时，曾言及中国革命与中国文化之关系：“中国是东方大国，有自己本民族的悠久的文化。要不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怎样在中国实践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怎样在发展中把中国的历史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有机地结合起来，增加新的内容，使之发展，做出贡献，确实是个问题。……中国文化在中国革命中发挥了很大作用。”虽未能对此作出系统回答，但从延安时期起就长期担任毛泽东秘书的他更能敏锐觉察到此问题之重要性。在中国近代以来独特的社会政治语境中，中国革命虽是世界革命的重要一环，但首先是因文明蒙尘、国家蒙辱、人民蒙难问题而生，中国革命的目标必须先有中华民族的独立自主，中国人民的自由解放，以及中华文明的重焕荣光，“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唯有在此基础上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才能真正有机统一，进而达到世界大同，实现共产主义。由此可见，革命与文明并非水火不容彼此对立，而是有着深切的内生性逻辑关系，中国革命激活了中华文明并使其焕发出强大生命力，中华文明给予中国革命以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并使其牢牢扎根于中国大地之上。中国革命是中华文明再造之前提，中华文明是中国革命成功之母体。

一、中华文明的革命传统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首段开宗明义：“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宪法》乃国家根本大法，开篇序言的历史叙事即把新中国置身于伟大的中华文明历史传统之中，阐述了文明与革命的内在逻辑：中国历史悠久，文明灿烂光辉，革命传统内蕴其中、源远流长，历史—文明—革命的叙事逻辑由此清晰呈现出来，贯穿其中的历史主体则是中国人民。这段序言是1982年修改宪法时重新写入的，自然有其深思熟虑，但亦并非横空出世，而是有其经典出处，即源于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所言：“在中华民族的几千年的历史中，产生了很多的民族英雄和革命领袖。所以，中华民族又是一个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秀的历史遗产的民族。”这篇雄文力图阐述的核心主旨即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正当性亦即领导权问题，作者把中国革命的正当性与领导权问题置于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文明脉络之中，让中国革命有了更加深远的历史纵深和更为深厚的文明底蕴，这深刻反映了毛泽东思考中国革命问题的政治远见和宏大气象。

近代中国从太平天国运动始，直至义和团运动，各种运动风起云涌，但一般都是以“造反”“起义”或“光复”等相号召，很少以“革命”为旗帜。自孙中山沿用日人革命党之说以自喻起，革命二字从此不胫而走，风靡华夏。之所以如此快速地为国人所接受，其因在于革命一词实属古已有之，于中华文明经史典籍中渊源有自。《易经·革卦·彖辞》曰：“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命之古典本义即是天命转移，王朝更化。正如有学者所言：从词源上考察，“革命”由“革”和“命”两个汉字组成，依据许慎的解释，古文“革”字上为“廿”，下为“十”，其含义是“三十年为一世而道更”，即“革”是指某种周期性更替。“命”的意思为君主下令，以形成某种秩序。又据《礼记·祭法》云：“大凡生于天地之间者皆曰命”，这样“命”亦用于表示某种上天给予的秩序。所谓天命和性命都从天所赋予的这一层含义中引出。故“命”的意义在某种程度上和英文“order”相当。“革”与“命”两个字的连用，是表达某种秩序或天命的周期性变化。就一般意义而言，尤其诸如法国大革命之类暴力革命给人造成的固有印象，似乎革命与恐怖的暴力活动密不可分。中国古典的这种天命转移之革命似乎同样意味着暴力，但中华文明从不推崇暴力，更不主张以暴制暴。“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论语·八佾》）在孔子看来，尧舜以禅让实现权力之和平交替实属尽美尽善，是三代之理想，而武王征伐以实现天命转移虽是时势使然，然毕竟有暴力之面相，夫子未许之尽善。“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孟子·梁惠王上》），孟子亦认为施行仁政比之于暴力嗜杀更能征服民心而王天下。暴力本身并没有正当性，如果说暴力革命是历史进步进程中不可避免的必要之恶，那其背后必须有指向顺天意应人心之德性目的，这样革命才具有正当性。自殷周之变以来，在上之统治者逐渐有了人文主义之觉醒，深刻意识到“天命靡常”（《诗经·大雅·文王》），“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左传·僖公五年》），天子受之于天命而居天子之位的正当性，必须“以德配天”“敬德保民”，“德”与“民”是天命所归之核心指向，而天命转移之革命则是失德于天、失信于民。昏暴之君虽窃居天子之位而无应有之德，“德不配位”，民心尽失，由此天命转移之革命才并非一般意义上易姓改号的政权更迭，而是具有了古典德性之正当性。《孟子·梁惠王下》曾载：“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朱熹对此作了如下注解：“《书》曰：‘独夫纣。’盖四海归之则为天子，天下叛之则为独夫。”桀纣虽窃居天子之位，而德不配位天命已失，实属独夫民贼，汤武放伐则是替天行道，回归天命之常道，而非以暴易暴、犯上作乱之弑君篡夺。管仲曾对齐桓公言道：“禹平治天下，及桀而乱之。汤放桀，以定禹功也。汤平治天下，及纣而乱之。武王伐纣，以定汤功也。且善之伐不善也，自古至今，未有改之。”（《管子·中匡》）汤武革命是替天行道顺应民心，重定禹汤之功，回归三代之道。由此可见，革命所带来之天命转移，不是简单的异姓改号、王朝更迭，而是有着强烈的古典政治之德性目的，是复归三代以来天地之常道，各正性命，各归其位，重塑天下之秩序。

“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孟子·离娄上》）三代之所以成为士人君子的“理想国”，就在于树立了一个古典政治的德性正义秩序，而革命之功用则是时常能对现实政治保持巨大之威慑，如在上者荒淫无道失德失民，天命就会转移，革命则可随时随地而起，纠偏校正使其复归常道。革命看似王朝颠覆造成历史断裂，实则有其德性仁义之指引，是对常道之坚守。“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孔子并非预言家，而是深知历史损益之常道，历史进程虽变化无穷，但又万变不离其宗，损益之中有常道，所以百世可知者常道也，而非具体实际的历史细节。革命即蕴含于历史损益之中，体现了继承与变革的有机统一。“三代之所以为三代的道理，正是革命原理的体现，或者说，三代之所以成为理想，正是为了确立革命的原理……‘革命’是经由损益而实现的主体的历史贯通，而不是另一种历史的开端。”因此，无论孙中山起初以经史典籍为人心基础相袭沿用革命一词，还是毛泽东把中国革命置于伟大的民族历史文明传统之中，皆有其深谋远虑远见卓识，力图贯通革命与文明，赋予中国革命以历史纵深与文明底蕴，让革命具有古典之常道、德性之正义。

二、中国革命的文明自觉

新中国建政前夕，毛泽东曾有自信豪迈之言：“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伟大的中国革命不仅没有中断伟大的中华文明，反而以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激活其伟大的生命力，使中华文明得以复兴再造，并焕发出更为强大的精神力量。中国革命植根于中华大地，吸吮着五千年文明之养分，有一种深刻的文明自觉。

早在清末民初之际，为了寻求反清革命之正当性，早期革命者试图从历史传统中找寻思想资源。章太炎即直言不讳：“辛亥革命排满，就是由历史来的，不是由学理来的。”认为革命自有渊源于悠久历史文明之传统。“吾所谓革命者，非革命也，曰光复也，光复中国之种族也，光复中国之州郡也，光复中国之政权也。以此光复之实而被以革命之名。”这种光复，即是以革命方式获取政权，回归天地之常道，恢复天下本有之秩序。1929年周予同在《康有为与章太炎》一文中深刻指出了中华文明与中国革命的这种内生性逻辑关系：“中国革命思想的萌芽，不出于全部民众之事实的需求，而由于少数青年之情感的冒险；而指导这少数青年从事革命之学术思想，则又不是出发于美国独立与法国革命的理论，而是出发于中国固有的常州今文经学派与浙东史学派的学术。”革命军中马前卒的邹容在《革命军》中更是直接区分了“文明之革命”与“野蛮之革命”：“野蛮之革命，有破坏无建设，横暴恣肆，适足以造成恐怖之时代，如庚子之义和团，意大利之加波拿里，为国民增祸乱。文明之革命，有破坏有建设，为建设而破坏，为国民讲自由、平等、独立、自主之一切权利，为国民增幸福。”野蛮革命破旧而不立新，纯粹的暴力缺乏正当性，而文明之革命则是破旧立新，暴力背后有其革命正义之指向，这是文明革命的初步自觉。十月革命后面对苏俄革命之胜利，李大钊把社会主义革命视为一种新文明：“吾人对于俄罗斯今日之事变，惟有翘首以迎其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伴随对世界各国革命之观察与对中国革命之深入思考，他明确提出社会主义与国情相结合的命题：“社会主义的理想。因各地、各时之情形不同，务求其适合者行之，遂发生共性与特性结合的一种新制度（共性是普遍者，特性是随时随地不同者），故中国将来发生之时，必与英、德、俄……有异。”在此基础上李大钊把文明与革命深相结合起来，充分运用历史文化资源构建革命理论，明确提出构建“第三新文明”，由此中国革命的文明意蕴已彰明较著。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革命虽属于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时空范畴，但有其自身鲜明的民族特点和文化传统。中国历史深远悠久，的确是精华与糟粕并存，现代中国革命诞生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之际，以反对旧传统旧道德旧伦理相号召，陈独秀即把伦理觉悟视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但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亦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而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在其领导之下的中国革命从不主张割断历史，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文明自觉，十分注意汲取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伟大历史传统中的积极养分，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推进中华文明现代化。延安时期中共中央文件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是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子孙……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把这一切优秀传统看成和自己血肉相连的东西，而且将继续加以发扬光大。”并且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欧洲模式与苏俄模式不同，中国共产党虽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具有一般意义上的无产阶级的阶级先进性，如“最有觉悟”“最有预见”“能够看清前途”等，但同时亦十分自觉地认为党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共产党员与中华民族血肉相连，是民族文化思想道德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具有道德先进性，如注重党员修养，提倡自我批评，提倡艰苦奋斗，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强调“全心全意”，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等等，这些都具有非常鲜明的中华文明特质。中国共产党非常注重从中华文明中汲取思想资源涵养道德先进性，延安时期毛泽东的“老三篇”（《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就是这方面的杰作。由此可见，中国革命有一种深刻的文明自觉，中国共产党这种深刻的文明主体性与文明自觉意识，可以说把中国革命从严重脱离中国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教条主义危机中拯救了出来，使革命深深扎根于中华文明沃土之中，具有了内生性的中国文明特质，才能把真理真正本土化，进而深入人心，“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实现中国历史上亘古未有的超大规模的民族革命动员。

1944年美国记者福尔曼赴延安等地进行采访，通过5个月深入的观察思考，他得出一个鲜明结论：“共产党员极端注重他们的文化。”认为这或许就是中国共产党能把自己的根深植于中国最广大民众之中的谜底之一。与毛泽东有过多次深入思想交锋的梁漱溟，其一生始终以“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为宗旨，在面对中共革命取得巨大成功之际，心中百思而不得其解，力图从中国历史文化视角理解中共革命成功之道。在他看来，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其“有形的好条件”即其阶级基础—中国产业工人力量甚为薄弱，这对于中共革命十分不利，却通过革命斗争锻造了十分重要的“无形的好条件”，即舍生忘死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无产阶级精神视我传统习俗为高，学他则精神向上提振，同时它又和我固有精神初不相远，中国人很容易学得来，无产阶级革命在中国之能够取得如此成就实与此有莫大关系。”这种无产阶级精神“却正是中国人所早成为好尚的东西—仁与义”。中国共产党以无产阶级精神名义相号召，“对于中国人确还是投其所好”。“世界唯独中国有些大量非无产阶级的人被改造得无产阶级化，则是有老中国社会为其根柢，并非一时间偶然奇遇。”在梁漱溟看来，中共革命是以人的无产阶级化为基础，把中国文化中的仁义传统与无产阶级精神进行了互融，由此从学理上贯通了革命与文明的内生性关系。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对中共革命亦有深入的观察与思考，深刻阐述了中国革命与中华文明的这种内生性关系：“现在的中国虽然初看上去是全新的和革命性的，但实际上与一个漫长而荣耀的传统联系在一起，这种传统在共产主义实验开始之前那一让人悲哀的世纪（1840—1949年）受到了重创。”在他看来，一方面中国革命激活了伟大的中华文明，“中国决心成为一个大国……通过这场震惊世界的革命，她重新发现了其原有的作为一个伟大文明的荣誉和尊严”。“在非常短的时间里，这一活着的最古老的文明就变成了所有欠发达国家中最年轻、最活跃的力量。”与此同时，另一方面中华文明又给予中国革命以丰厚营养，中国革命“所有这些仰赖的都是中国生活和中国文明的某些基本特征，没有这些东西，一切都是不可能的”。“她能够依赖其历史悠久文明的最长久、最坚固的特征。”就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指明了奋斗前进之方向：“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这就是说，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一句话，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政治革命、经济革命之后还有一个鲜明的文化革命，革命之最终目的是要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有一个文明中国之理想。在新中国诞生之际的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毛泽东作了令人心潮澎湃之憧憬：“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中华民族是古老而伟大的民族，创造了绵延五千多年的灿烂文明，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华民族与中华文明可谓同位语，只有中华文明得以复兴，中华民族才能由此获得文明主体性、精神独立性，才能真正屹立于世界之东方。在毛泽东看来，那些一向以文明自诩的帝国主义者，却是横行霸道，肆意欺压剥削侵占他国，他们不但配不上文明的称号，而且简直就与野蛮无异。与此截然不同，中国革命始终秉持古典文明的道义性，有强烈的文明自觉意识，主张不能随意欺压侵占他国。“帝国主义占领我们中国，这就很野蛮。我们中国过去、现在都没有占领别的国家，将来也不会去占领美国、英国作殖民地，所以我们始终是文明国家。”文明中国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先锋队的历史使命，继承五千年中华文明的中国共产党可谓文明型政党，其领导之中国革命则是文明型革命，中国革命具有高度的文明自觉，始终致力于贯通文明与革命，致力于文明国家的奋斗目标，致力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书籍介绍

本书将文明、革命与道路三个关键词有机结合，深刻阐述中国革命与道路能够成功的关键在于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即“两个结合”。大学问出品

李怀印、张志强、吴重庆、臧峰宇、章永乐联合推荐，助力深刻领会“两个结合”，阐述中华文明主体性。

☆ 内容简介

本书主要是围绕中华文明、中国革命与中国道路问题的思考，将文明、革命与道路三个关键词有机结合，以中国为中心，以中国为方法，深刻阐述中国革命与道路能够成功的关键，就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即“两个结合”。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文明成为现代的，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

在中国近代以来独特的社会政治语境中，文明、革命与道路有—种内生性的逻辑关系，只有立足波澜壮阔的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才能真正读懂中国，真正理解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文明内涵与独特优势。

☆ 本书卖点

1.李怀印、张志强、吴重庆、臧峰宇、章永乐等学者联合推荐。

2.助力深刻领会“两个结合”，阐述中国道路的革命现实性和文明主体性。作者以丰富的引证和严密的逻辑推理，论述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内在的融通契合，助力读者深刻领会“两个结合”。

3.将文明、革命、道路三个词有机结合，深刻阐述中国革命与道路能够成功的关键。从历史中提炼中华文明的革命传统，从现实中总结中国革命的文明自觉，从中国道路中体悟中华文明的深刻底蕴。

4.主旨在于以中国为中心，以中国为方法。用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富有生命力的优秀因子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将中华民族的伟大文明精神更深层次地注入马克思主义，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文明成为现代的，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

5.立论深刻，剖析细密，见解独到，引证丰富。本书注重逻辑推理，做到言必有据。各以一章的篇幅，分别用范文澜、梁漱溟两位国学大师的实例，论述马克思主义经史关系及中国道路的探索。史论结合，旁征博引，理论联系历史、联系实际。

☆名家推荐

《文明与革命》一书以其新颖的视角和敏锐的思辨，重新诠释了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变革的关系问题。作者透过对中国学术传统中的经史关系的分析，对五四以来启蒙叙事的梳理，以及对知识精英内心世界的洞察，令人信服地证明，20世纪中国的伟大变革植根于数千年来的文明底蕴，中国革命有其独特的文化基因和民族根性，中国的现代变革同时也是文明再造和文化复兴的过程。

——李怀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学博士，美国徳克萨斯大学奧斯汀分校历史系教授、东亚研究中心主任[2015—2021]）

文明与革命的问题，是一个关乎中华文明特性理解的大问题，也是一个关乎中国革命的文明史意义与文明动力的大问题。张城先生的著作《文明与革命》集中探讨了这一大问题，不仅是对习近平总书记“第二个结合”论述的学理性阐释，也是运用“第二个结合”的思想激活学术研究的典范，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学术意义。

——张志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革命与文明相互蕴藉，中国革命内生于中华文明，中华文明也在中国革命中获得新生。在此意义上，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文明传统的伟大继承者和创造者。这是张城《文明与革命》一书带给人的新认识。

——吴重庆（中山大学人文学部副主任、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开放时代》特约主编）

中国革命是中华文明实现现代重塑之前提，中华文明是中国革命植根之沃土。在近代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语境中，只有掌握“两个结合”的科学方法，深刻领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内在机理，不断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找源头活水，才能深刻理解文明、革命、道路的内在关联，才能更好把握中华文明发展规律，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张城的《文明与革命：中国道路的内生性逻辑》一书在这方面作了有意义的探索。

——臧峰宇（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院长、教授）

张城博士的《文明与革命：中国道路的内生性逻辑》直面既有研究文献之中“文明”与“革命”两个关键词之间的张力，以革命史与文明史相互观照，力证“中国革命是中华文明再造之前提，中华文明是中国革命成功之母体”，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一理论方向上作出了扎实的学术思想推进，其对于毛泽东思想的文明史内涵的探讨，尤见研究功力，发人深省。

——章永乐（北京大学国家法治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副院长）

☆ 编辑推荐

本书从历史中提炼中华文明的革命传统，从现实中总结中国革命的文明自觉，从中国道路中体悟中华文明的深刻底蕴。将文明、革命与道路三个关键词有机结合，深刻阐述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够“柳岸花明又一村”，中国道路之所以能够“踏平坎坷成大道”，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从欧洲形式变为中国形式”的内在原因，其关键在于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即“两个结合”，赋予中国道路以革命之现实性和文明之主体性。